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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园將蕪,胡不歸!

充滿勞績,但人詩意地,棲居在這片大地上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Who thinks his learning not an ostentation of knowledge, but a law of life, and himselfe obayes himselfe and doth what is decreed. ---Cicer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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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海德堡:哲学家路过之地?  

2011-09-28 22:28:12|  分类: 饾饤琐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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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陈赛

 

 

哲学家小路

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,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,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——德国的诗人之河。

074

哲学家花园,旁边立着的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艾兴多夫的纪念碑

 

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·凯莫林(Andrea Kemmerling),说他年少无知时,被一些愚蠢的问题迷惑,开始亲近哲学,幸而得以通往真正的问题。“这是一个心灵治愈的过程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思维越来越清晰,忘记愚蠢的问题,面对真正有趣的问题。”

我问,愚蠢的问题是指哪些?教授笑而不答。

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步的时候,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经迷惑我的问题,比如爱情、死亡、宇宙的奥秘、人生的意义等等。有人警告过我,向一位职业哲学家追问人生的意义,会招人笑话,这是一个太大而无当的问题。另外,非得跑到哲学家小路上思考哲学吗?如凯莫林教授所言,小路是用来散步的,不是用来思考的。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纯净而强大的专注力,需要桌子、纸和笔。

凯莫林教授是个有趣的老头。刚到海德堡那天晚上,我们被邀请参加哲学系教授的一次聚餐。一大桌子哲学教授高谈阔论,一顿饭吃了3个多小时。凯莫林教授风趣幽默,烟酒不忌,雷司令喝了一杯又一杯,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时时闪烁着恶作剧似的嘲讽之色。我们谈论啤酒、德里达、艾未未、海德堡一家餐厅的美味牛肚。几天后,面对面采访,他却换了一副庄严的教授风范,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丝不苟、逻辑严密的长句,透着德国人特有的学究气。他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家,也研究哲学史,但他拒绝与我谈论他的研究。因为他认为,无论分析哲学,还是笛卡儿,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的,任何简单的解释都只能是虚伪的陈词滥调。

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,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,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——德国的诗人之河,如银色曲线一样缓缓折向远方。一座古朴的老桥跨河而过,歌德曾赞:“从此地远眺的景色远非世上任何一座桥所能企及。”

当然,此桥已非彼桥。“二战”快结束时,盟军没舍得轰炸海德堡,但德国人自己炸毁了包括这座古桥在内的几座桥梁,大约是为了阻止盟军的进攻。战后,海德堡市民发起重建,新石桥于1947年6月建成。

“海德堡就是这样,很多东西看似很老,其实没那么老。”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兼校史专家彼得·默斯伯格(PeterMeusburger)教授告诉我:“这个城市一次次到达顶峰,又一次次被摧毁,旧人散去,新人又来重建。”

夏日清晨的空气清澈明净,极目远眺,老桥、古堡、尖塔、河流,华严世界,尽收眼底。再往前走,渐渐进入森林,气象逐渐开阔。森林里光线瞬息多变,随便挑一张山间长凳上长坐,闲看青山白云,倾听对岸教堂的钟声,突然想起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卡尔·雅斯贝尔斯(CarlJaspers)的一句话:“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,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,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,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——所有这些都是哲学。”

雅斯贝尔斯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。他从小多病,身体孱弱,与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感,以及面对世界的恐惧感,是贯穿他一生的基调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说明客观世界的意义,而是对人的探究,引导人们了解自身生存的本质与真相。

072校园

内卡河畔,绵延数百米的大草坪,学生们派对、休闲的场所

 

雅斯贝尔斯年轻时游历甚广,但绝大部分的求学时光是在海德堡度过的。他不觉得自己的智力足以成为一名哲学家,于是先学法律,后转为学医和精神病学,因为觉得这两门学问可以帮助他理解生存之谜,认识自然与人的本质。毕业后,他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,38岁那年才成为哲学教授。因为不是科班出身,他在海德堡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。但“二战”后海德堡学术重建,他是文科的领袖人物,殚精竭虑,力图恢复一个世界的秩序。

有人说海德堡是一个“路过之地”——由于地处南北交界,往北有马堡、柏林,往南有图宾根、弗赖堡,都是哲学重镇。作为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,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、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,或者在这里停留过,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。即使雅斯贝尔斯,他的一生与海德堡如此难分难解,终究也在晚年离开海德堡,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,并在那里终老。

根据伽达默尔《哲学生涯》的记载,在他离开海德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主街的斯科特书店还展示着一张小板凳,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书店,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新出版的所有书都翻一遍,离开时每次都挑走一撂子书。

除了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之外,德国的大小哲学家似乎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。从中世纪开始,德国学者之间就有游学之风。他们相信,旅行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。所以,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。康德的柯尼斯堡、黑格尔的柏林、尼采的魏玛、海德格尔的弗赖堡,伽达默尔的海德堡……哪里有大师,哪里就是哲学的中心。为了追随名师,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大学和城市之间辗转。

在中国,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,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。但在德国,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,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,有时候仅仅为了换个城市生活。不像法国,一切最好的都在巴黎,德国的城市无论大小,都有一些独特的好处:慕尼黑有十月啤酒节,而且离意大利很近;柏林有更好的音乐、博物馆和夜生活;弗赖堡和海德堡城市虽小,却有漂亮的建筑和森林,随处可见年轻人。天气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,校史记载,19世纪海德堡夏天的学生总是比冬天多,就因为这里的夏天长而迷人,晚上21点还可见晚霞满天,而冬天阴冷难熬,不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。

哲学与象棋

因为海德堡,我第一次意识到“看”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。

虽是旅游旺季,但到哲学家小路散步的人不多,只偶尔有结伴跑步的大学生,或者郁郁独行的老人经过。我想象着几百年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的人,因为各自思想、心性与境遇不同,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。

因为海德堡,我第一次意识到“看”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。德国古典唯心主义(Idealism)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,意为“眼见为实”。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,通过光,事物被呈现,被认知,成其所是的过程。强调“眼见为实”,即已暗含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——若没有“我”,没有思维之光,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;而在此之前,人类只能“耳听为虚”,倾听上帝的教诲。

来德国之前,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给我上过一堂哲学课。她说,“启蒙”的全部精髓可以归结为康德的一句话: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。康德之前,人们问:世界由什么构成,本体是什么?康德之后,问题变成:我们怎么能看到时间,看到空间?牛顿认为,时间空间就是上帝;康德则说,时间空间是主观形式,是人所具有的能力。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构成,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,取决于你的范畴,取决于所有的智性能力。如果人再加一种能力,也许就能看到X间。

我想起去年在剑桥大学采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·里斯时,他有非常相似的见解,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——“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,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,比如,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,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。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,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,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,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,只能留待后人类,或者超人类,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,能理解这些东西。”

很奇妙,隔着200多年的时空,发现一个哲学家与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共鸣。当然,在康德的时代,他就是一个科学家,他的“星云假说”是关于天体起源的,而牛顿的伟大著作叫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》。

在海德堡听到这么一个故事,很能说明近代以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之深:纳粹时期,雅斯贝尔斯在困顿之中曾托人请爱因斯坦代为斡旋,在普林斯顿大学求个教职,爱因斯坦却迟迟不肯,因为他觉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,都是“醉汉的胡言乱语”。

在人类知识的探求上,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,它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,没有争议性的答案,一个安全的研究结果。哲学却不能。任何一门科学,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以确定,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,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,比如物理、天文、化学、生物,甚至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……那么,“哲学”作为一门学问还剩下什么呢?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哲学,尤其是形而上学?几千年了,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争论不休:什么是真?什么是善?什么是自由?什么是存在的本质?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什么?

“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一些人,天然地被这些问题吸引、迷惑,尽管他们心里清楚,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,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智性能力。”凯莫林教授告诉我,“但这些问题如此重要,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。”

“从某种角度来说,哲学跟象棋很像。象棋的历史够久远了,人们发明了关于象棋的各种理论,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复杂,但今天的象棋大师未必超出古代的象棋大师。在这一点上,哲学也是一样的状况。哲学家的工具越来越先进,思维越来越精密,但对于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,今天的哲学家未必能比柏拉图给出更好的答案。”

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最大的区别——经验科学的知识是不断前进的,物理学的洞见可以锁定在数学公式里,代代相传,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今天的物理学家比牛顿、爱因斯坦懂得更多;但哲学思想却是难以固定的,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遗失,就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言,康德可能比今天的哲学家懂得更多,思想更深刻。所以,哲学必须不断地回到经典。

伽达默尔,现代阐释学之父,曾经忠告他的学生:如果要走上哲学之路,不能从海德格尔开始,而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。今天在海德堡哲学系,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。通常是讨论课(Seminar)的形式,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,逐字逐句地讲解,澄清概念,疏通论证逻辑。

精读精到什么程度呢?

一本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,或者笛卡儿的《第一哲学沉思录》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,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恐怕要两年。三四本著作读完,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。

“一本哲学经典,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看不懂的。不是说你看不懂文字,而是你的思想不够专注,不够精密,捕捉不到很多细微的变化。这是哲学学习中最为艰苦的基础训练,没有这种训练,读再多的哲学书也没用。”凯莫林教授的助教蒋运鹏告诉我。

“但是,一旦进入状态,你会发现思维的训练过程是充满乐趣的。”他补充道。

这让我想起苏联作家阿尔森·古留加在《黑格尔传》中提到的一个叫鲍里斯·乌克斯库尔的俄国骑兵上尉。这位年轻军官打败拿破仑之后,追女人也追腻了,于是跑到海德堡,要追随黑格尔学哲学。受到黑格尔的亲切招待之后,他立刻跑到书店,把哲学家所有的书都买下来,却发现一句也读不懂。他越是努力,越莫名其妙。他去听黑格尔的讲座,却连上课的笔记都看不懂。于是他又去找黑格尔诉苦,哲学家耐心倾听,劝他先自修代数、自然科学、地理和拉丁文。据说他第三次来请教黑格尔时,教授对这个学生的勤奋和学识非常满意,才引导他真正研究哲学。后来,乌克斯库尔在俄罗斯当外交官,无论走到哪里,总是随身携带着黑格尔的《逻辑学》。

现实、自由、时间之箭

“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,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。”

目力好的人,能从哲学家小路上眺望到黑格尔当年居住的那条小街。

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教过两年书,据说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。从他在普洛克街的家走到这条小路,大概需要20分钟,但不知当年哲学家眼中是否真有这些风景。他一贯的人生态度是:“人的性灵应当超脱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,而虚心接受那真的、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,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。”

19世纪,法国人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曾经这样描述德国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恋:“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,谁也比不上德国人:渊博的考据,哲理的探讨,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,版本的校订,字典的编纂,材料的收集与分类,实验室中的研究。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,凡是艰苦沉闷,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,都是他们的专长;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,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。”

至于为什么,他的解释是:“他们身上,理智的力量大得多: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,内心的爆炸比较少。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,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……”

有时候,德国哲学家如此执著于对世界的本质追根究底,给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完全与现实脱节、毫无生活可言的呆子。就像康德,他一生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,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,每天在同一时间开动大脑里某个思想机器的小齿轮,50年不变。他的早餐只有两杯茶和一袋烟斗,晚上干脆不吃饭。而且他的茶,据某位学者考证,只是点缀着几片叶子的薄茶,而烟斗也是用来抽成真空的……

但正是这群尘世中人眼中的呆子,以强大的抽象能力,创造了一个个离现实那么遥远的概念世界——康德的“物自体”、黑格尔的“世界精神”、谢林的“自然”、叔本华的“意志”、海德格尔的“此在”……却又直指现实世界的症候,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设定最基本的价值观。这得需要多大的创造力?

为了不至于走火入魔,我决定把这些概念先都搁置起来。正如凯莫林教授一再告诫的,拥有一点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是危险的。

安东·科赫是我们在海德堡拜访的第二位哲学教授。他今年60多岁,很瘦,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,一头短短的白发,蓝眼睛,耳朵很有特点,很尖很长,像《指环王》里的精灵族人。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,在德国教授中很常见,但他的随和却很罕见,据说他喜欢招世界各地的学生,对中国学生也很有好感。

与雅斯贝尔斯一样,科赫教授也是在海德堡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。当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潮汹涌,柏林、海德堡、法兰克福闹得最凶,学生们整天为政治争论不休、打架、谈恋爱,但那仍然是海德堡哲学系的最好的时代之一——伽达默尔虽已退休,但仍作为荣誉教授留在海德堡,偶尔也给学生上课,但更多是邀请各种思潮的人物来海德堡演讲和讨论。那时候,哲学系除了逻辑课是必修之外,学生们享受着绝对的自由,他们可以去旁听任何教授的课,参加任何讨论课,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走上哲学之路。

科赫教授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。不过,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。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,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,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。多年来,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“现实”(Reality)问题。

“‘现实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——不是当下的现实,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。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‘现实’,我希望揭示‘现实’的深层结构,以及真实(Real)到底意味着什么?”科赫教授说。

我再次意识到自己与哲学世界之间的隔阂。比起科学,以哲学的纯粹、抽象、非经验,恐怕更难找到一种方式与普通人交流。年轻的时候,谁不曾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?谁不想知道,真实意味着什么?但更舒适的方法难道不是去旅行、交朋友、阅读美妙的书、观赏艺术?

082骑士酒店

骑士酒店,它的正墙是17世纪末期30年战争后海德堡唯一幸存的建筑,后来由一个法国丝绸商人斥资重建

 

科赫教授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。一面书墙,一张书桌,几把椅子,便是全部。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,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——大学广场。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,广场上人流熙攘,狮子喷泉静默不语。500年前,马丁·路德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被后人称为“海德堡之争”的神学大辩论。他提倡信徒自己阅读《圣经》,自己解释《圣经》,抨击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,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,在欧洲大陆播下了自由和批判的种子。

“与英美哲学相比,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,正是因为在德国,确切地说,在欧洲的德语国家,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,而不像法国和英国,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。”科赫教授告诉我。

从17世纪开始,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“去神秘化”,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(在德国,人文科学也被称为“科学”,即“精神科学”)。他们把《圣经》视为一种历史文献,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,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,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。最终,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,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,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: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,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。

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,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,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。事实上,在他看来,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,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。这是柏拉图、基督教、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。

“在我看来,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,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(Reality)就是全部的现实,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,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。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,都与这种狭隘、抽象、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。”

“其实,物理学家很清楚,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‘现实’的巨大的抽象。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,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,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。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。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,但在物理学中,既没有时间之箭(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),也没有临时模式(现在、过去、未来)。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,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——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,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,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。物理学家无法回答: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?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?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,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?”

茫然感再次浮上心头,为什么我要关心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呢?

“因为它与自由有关。”教授告诉我,“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,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。”

与凯莫林教授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不同,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、时间、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,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。他相信,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——时间的结构(过去、现在、未来)、自由的结构(三种特性:独立于自然法则、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)和真理的三个层面(实用主义、现实主义和开放性)可以连接起来,而且必须连接起来,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,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,自由是什么,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。

“在今天,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。在欧洲的德语地区,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,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;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。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,是一种有力的尝试,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、复杂的理论框架。”

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——他们一直认为,应该有一门学科,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,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。但是,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,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分裂出无数的分支。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:专,难免狭隘;通,又欠深入。

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,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。

“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,‘真理’很难定义,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——第一,现实主义层面: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,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;第二,实用主义层面:对我们有益的,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,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,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;第三,认知层面:现实不是封闭的,不可知的,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,向自己显示自己(人是现实的一部分)。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,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——我们向现实开放,现实亦向我们开放。”

“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,则过去是固定的,无可更改,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,即‘现实’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。未来是开放的,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,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,即我们能做什么?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,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,只能回忆,而未来有待决定,只能想象或期待。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,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——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。没有这种开放性,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。”

至于自由,在哲学里,它与上帝、灵魂不朽一样,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,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。最近几年,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: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,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。谈到这些,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,说“自由”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。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,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。

200多年前,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“自由”的难题。他说,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;人是自由的;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。

那么,到底什么是自由?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?对科赫教授来说,自由首先是选择,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;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,即康德所说的,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;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,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。

“由此,我们得到一个‘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’(FreiheitstheoriedesZeitpfeils)。”科赫教授告诉我,“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,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,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。”

最近几年,他又试图将“幸福”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,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——“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,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,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,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。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,并且留在那里,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?”

“自从牛顿以来,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诱惑——如此浩渺的宇宙中,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!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:现实‘渴望’被认知,就像火山渴望爆发,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,是一种内在的张力。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,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。如果宇宙真有开端(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其他),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(Knower)。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,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,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。”

从哲学中期待什么?

“学会继续问问题,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,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。”

哲学家小路上,唯一留下名字的,是一位诗人。

一个僻静的角落,几枚熟透了的李子,在清晨的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酒香,红砂岩的石碑上刻着荷尔德林的名字,还有几行诗,可能是他赞美海德堡的那首:

灌木丛繁荣其上,直铺深谷,

背靠山丘或怀抱河滩,

蔓延你欢乐的小巷,

它们休憩在你芬芳宁静的花园之下

……

茨威格写过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传记,提到诗人当年充满孩子气的哲学努力。一个完全灵感型的、非逻辑性的人,非得强迫自己去接受抽象概念、智力辨析的束缚,试图形而上地解释本来幸福地感受到的天堂,用各种学说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计划。歌德对拜伦的评论:“只有在写诗时,他才是个大人;当他思考时,只不过是个小孩子。”用在荷尔德林身上也许更合适。他的后半生在疯癫孤独中度过,死时完全被世人遗忘。

按茨威格的说法,遭遇哲学,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一场灾难。但百年后,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,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,并非他的导师胡塞尔的《逻辑研究》,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,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。

科赫教授一再强调,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,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,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。“文学、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,只不过方法不同——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,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。”他说,“但我深深相信,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,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。”

以我的浅薄,无法理解那种沉浸在哲学思辨中的“幸福”为何物,但从形而上的现实中获得的幸福,真的能弥补一个人在尘世中必须面对的苦涩吗?

黑格尔——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好友,在得到海德堡大学正教授席位之前,哲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当。神学院毕业之后,先在荷尔德林给他介绍的一个家庭做家教,后来又经谢林的引荐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。拿破仑进攻耶拿之后,失业的哲学家不得不另找工作,先是在一家报纸做编辑,又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。这位性情古怪的哲学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,有诗人克莱门斯·布伦塔诺的信件为证:“我在纽伦堡结识了诚实而笨拙的中学校长黑格尔,他一边读英雄史诗和尼伯龙根,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,只是为了欣赏。”

即使到今天,若非出身富贵,或者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,在德国选择哲学生涯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、风险极高的赌博。一个哲学系的学生,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,再参加教授资格考试,即使顺利通过,也只能以相对微薄的薪水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。如果运气不好,或者才华不够,很可能到40岁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无望得到教授席位,改行又为时太晚,最后落得开出租车为生也不是不可能。

084

歌剧《海德堡的学生王子》,描写一个王子在海大读书,爱上一个酒肆少女,终因身份悬殊,含恨分手的故事。该歌剧在美国百老汇久演不衰。据说当年盟军之所以没炸海德堡,与此剧的影响有关

 

在老城普洛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,安德里亚·韦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我谈起过这种人生的可能性。这位金发帅哥刚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,很快就要离开海德堡。在德国,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里教书,是件不体面的事情。

韦伯已经30岁出头,已婚,有一个两岁的儿子。他在海德堡读了十几年书,本来主修数学,中途改为主修哲学,所以毕业时比别人老了几岁。当年的同学都已经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,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着别人看不懂的书。

“有人会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才华。”他笑着说。很淡定的样子,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孤独。

那个眼神让我想起水若。她在海德堡留学多年,正在攻读德语文学博士,哲学是她的副专业,但她对哲学的痴迷,几乎从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神情里都能感觉得到。那天傍晚,我们在内卡湖畔绵延不尽的大草坪上一起散步,我注意到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。她说是学拉丁文的缘故,但我猜想必然也有生活的压力。在德国走学术的道路,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和清贫,如马克斯·韦伯在《以学术为志业》中所说:“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,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。”但结婚生子,为家务琐事分心,对一个一心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,是无可回避的痛苦。

夕阳西下,草坪上已经点起了烧烤的篝火,年轻男女光着脚打排球,有人挥舞着高尔夫球棒,情侣旁若无人地亲吻,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一群喝醉了的学生中间,悠悠地吹起了口琴。小鱼儿——水若两岁的儿子,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跑来跑去。小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容器,不厌其烦地把一堆沙子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里。不知为何,那个动作让我有种很震动的感觉。

如今回想起来,如果说这次海德堡之旅有什么收获,大概就是发现哲学中一种类似孩童的耐心——学会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个问题,而不是急切地寻找答案。如果你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,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。为了理解这个问题,你必须不断地追问、质疑、反思,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,而我们寻求的答案又是多么的不完美。

《明镜》杂志的记者问伽达默尔,我们可以从哲学中期待什么?

他的回答是:“学会继续问问题,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,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。”■

 

转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总六四九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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